一、近期“降電價”應以降工業用戶的基本電費為主
初步測算，如能完全取消工商業用戶對居民用戶的交叉補貼，我國的工商業電價可每千瓦時降低6-7分。考慮到我國已經對居民用戶實行了階梯電價制度，只要第二、三檔電價適當上調并降低第一檔電量覆蓋比例，就有可能在保障低收入家庭的電費支出大體穩定的前提下，大幅減少或取消工商業用戶對居民用戶的交叉補貼，從而實現較大幅度降低工業電價的政策目標。
近期降工業電價的重點，應是大幅降低工業用戶的基本電費負擔。根據我們的調查，我國高電壓等級用戶的基本電費水平折成度電價格，一般都達每千瓦時7分以上，可全部覆蓋該電壓等級的全部的輸電成本，收費水平明顯過高。該基本電費水平的確定基于發電與電網“一體化”體制，而現在廠、網已經分開，發電側的固定成本已經作為電網公司的購入成本，因而在電網企業總收支平衡的條件下，主要用于反映用戶固定成本責任的基本電費，完全應該大幅下調。
二、取消、降低部分隨電價征收的政府性基金
我國電價的“社會負擔”太重。尤其是工商業電價，既要承擔對居民、農業用戶的交叉補貼，還是各項政府性基金的主要提供者。不久前，雖然取消了“產業結構調整基金”、“公用事業附加”等不合理的基金征收，但工商業電價中的政府性基金仍達每千瓦時5分左右，且“張冠李戴”的基金仍然存在。如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資金，本應隨水價征收，但卻在電價中收取，不僅有失公平，也使電價、水價信號嚴重扭曲。既不利于節水，又加重了不相干地區的電力用戶負擔。建議將該項基金轉入“南水”受益區的水資源費中收取，由受益地區的用水戶承擔。此外，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的征收也應轉換思路，應參考歐盟國家對面臨國際競爭行業實行減、免等做法，相對降低我國工業用戶的可再生能源征收數量。
三、促進電煤價格由市場形成
我國與美國均為以燃煤火電為主的國家，因而煤炭的價格均對電價水平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。按可比口徑（5000大卡/千克）計算的電煤到廠價格，美國長期穩定在每噸40美元左右，2017年約41美元，而我國電煤價格目前仍高達516元/噸（2017年），高出美國近一倍。盡管我國煤炭資源稟賦不如美國，但近兩年在煤炭產能嚴重過剩的條件下，電煤價格卻翻番上漲，肯定屬于非正常現象。為此，建議減少政府對煤炭市場的行政干預，讓市場機制在煤炭的供需調節中起決定性作用，以減輕煤價不合理上漲對電價的壓力。
四、加快競爭性電力市場建設
電價合理化的“長治久安”之道，是建立有效競爭的電力市場。此前我國各地開展的“直接交易”，已經不同程度促進了大用戶用電價格的下調。因此，以市場機制促電價合理化的方向不能動搖。但一個有效競爭的電力體制，必須包含將電力產品分時交易的、不晚于日前開始的有組織（集中交易）的現貨市場，才能完整反映電力供求關系的形成特點，進而有效率地配置電力資源。我國電力現貨市場處于建設初期，建議選擇由“交易中心”代負荷方向發電商招標采購的“強制性電力庫”模式，以便于與現行調度體制銜接，使市場范圍、競爭強度具有可控性，并與擬逐步放開的“優先發電”相兼容。隨著實踐經驗的累積及其他相關條件的成熟，部分地區可在適當的時機，改“強制性電力庫”為競爭效率更高的“雙邊交易”模式。
五、加快推進電網行業監管現代化
電網等自然壟斷行業因市場失靈且直接到關系公共利益，對其進行價格、質量等方面的監管，是現代市場經濟中的重要政府職能。近年來，我國電網企業科技創新、服務質量均有長足的進步，但關聯交易、投資效率等關系成本水平的管理仍有提高的空間。然而，比之政府和消費者，電網企業始終擁有信息優勢，通常不會主動提高效率、降低成本，并有動機隱瞞真實成本以提高價格。為此，建議進一步引入現代監管的理念和方法，建立專用的管制會計準則，加強對關聯交易的管控，協調項目審批與價格監管的關系，推進信息公開，實現電網監管能力和體系的現代化，進而從根本上形成對電網成本和價格的有效約束。
